王国桢

1919年春到厦门集美学校当录事。1921年转至樟州华侨主办的中学任教，曾因书写反对军阀统治的标语被捕入狱，后经亲友营救获释。1925年春入温州甲种商业学校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赴广州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秋结业，以中央农运特派员身份返回温州开展农民运动。他深入平阳、瑞安、乐清等县指导农运工作，直接在永嘉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发展农民协会。1927年春被选为永嘉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潜回家乡，遭到国民党当局搜捕，同年9月转去厦门集美学校任教。1928年3月返回永嘉从事地下斗争，秘密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反封建斗争。

1930年2月协助中央特派员金贯真在瑞安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浙南农民武装斗争。会后他到永嘉西楠溪，参与领导成立浙南红军游击队。3月成立浙南红军总指挥部，负责政治工作，参与领导开展浙南游击战争。5月代表浙南游击区赴上海，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受中共中央指派，6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浙南特委，担任书记。他在艰苦的条件下，主持特委发动各县革命群众，支援和配合红十三军余部进行游击活动。8月再次去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党的联席会议。11月撤销浙南特委，他任中共永嘉中心县委书记，在永嘉、瑞安一带继续进行武装活动。

1930年1月，党中央派金贯真为巡视员到浙南，2月初在瑞安肇坪癎召开永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王国桢的工作报告，金贯真传达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会议决定在永嘉西楠溪、平阳江南一带组织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由王国桢、李振声、雷高升负责。3月7日，中央军委派胡公冕等来浙南领导武装斗争，在潘坑白岩与王国桢会合，正式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队，王国桢负责政治工作。3月26日，王国桢和雷高升带领21人的队伍，准备到平阳江南一带进行武装活动，沿途在瑞安缴了两个盐局、一个公安局分所的枪械。到达平阳后，在中共平阳县委的带领下，他们在白沙路缴了瓯盐公所缉私营的枪械。当王国桢他们在平阳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中共中央巡视员金贯真来温州组织浙南特委，王国桢赴温州向金贯真汇报了西楠溪游击队情况。4月21日，王国桢带部队回到永嘉西内和李振声会合，共300多人，准备攻打国民党反动派一个主要的农村据点——后渠。此时，在金贯真的推荐下，派他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6月初，苏维埃会议结束，王国桢回到温州时，金贯真已牺牲。王国桢受党中央委托筹建浙南特委，于6月18日至22日在瑞安渔潭中村召开浙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王国桢在会上传达了全国苏维埃会议精神和工作指示，成立了浙南特委，王国桢担任特委书记。8月，王国桢到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席会议。9月底，红十三军在“左”倾路线影响下大规模攻打中心城镇的武装暴动基本停止，从而转入分散隐蔽，继续坚持斗争。11月，中共江南省委派巡视员到浙南，对浙南工作进行检查。不久，浙南特委撤销，建立温州中心县委，王国桢要求到红十三军工作，推选曹珍为代理书记。12月，王国桢和雷高升刚要动身赴西楠溪时，温州中心县委书记曹珍被捕，浙南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了挽救温州地区的革命，王国桢决定召开温属扩大会议。因环境恶劣，代表没有到齐，王国桢主持了临时常务会议，成立温州临时中心县委，他被推选为书记。

1931年5月17日，王国桢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浙南斗争失败后党的组织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浙南自去年发动游击战争和各地闹荒骚动后，那时中央认为浙南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马上可以组织暴动，他们的指示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并认为浙南暴动起来，有夺取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要我们猛烈地扩大红军，向杭甬路发展，夺取一省胜利而响应上海暴动(这个企图真是异想天开了)。因此我们执行了立三路线，到处组织暴动，而变到今天的严重的失败……。”他针对浙南实际情况，建议党中央要发展新的基础，要重新做起，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在新的基础上训练干部，同时对于旧的基础也不能放弃。“七一”前夕，王国桢在瑞安鲍田乡下洋厂召开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干部会议，继续部署革命工作和发展党组织，布置“七一”前的活动，发动骨干分子张贴革命标语。浙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到处张贴通缉王国桢等共产党员的悬赏令。

同年10月16日，王国桢经过瑞安飞云渡口时，不幸被内奸出卖而被捕，解送至温州牢狱。敌人绞尽脑汁，软硬兼施，王国桢始终没有屈服。当他知道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时，给母亲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你生六子，好比养活五个，千万不要为我伤悲。……这条路我走定了，一定要走到底!”12月11日中午，他被解押到温州松山台刑场，惨遭敌人杀害，年仅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