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冲

李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敦煌公李宝的幼子。李冲少年时便成为孤儿，被长兄、荣阳太守李承所抚养、教育。李承常说：“这孩子气量不凡，将成为家族的希望。”李冲深沉高雅有大气度，随兄赴官。当时牧守子弟多侵害骚扰百姓，动不动就求取财物，唯独李冲和李承的长子李韶高洁寡欲，光明磊落，无所索求，当时人都赞美他们。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末年，为中书学生。李冲善于交游，不随意游戏厮混，同辈的人们都敬重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初年按常规升为秘书中散，掌管宫中文书事务，因行为严谨，灵敏聪慧，逐渐受到宠爱优待。升为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以前没有三长，只设立宗主都护，因此百姓多隐瞒户口，五十或三十家才立一户。李冲鉴于以三正治理百姓，由来久远，于是为创制三长制而上奏。文明太后看后说好，引见公卿大臣讨论。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说：“李冲请求设立三长，这是想统一天下的法令。说起来似乎可以采用，实际上难以推行。”郑羲又说：“如果不信我的话，就试行它，事情失败之后会知道我的话不错。”太尉元丕说：“我认为此法如果试行，对公私都有好处。”人们都说当今是农忙之月，核查民户，新旧未分，百姓必定劳苦怨恨，请求过了今年秋天到冬季农闲月份，慢慢派使者去推行，办起事来更便利。李冲说：“民，就是愚昧的意思，可以使他们照着命令办，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那样做。如果不在征收赋税之时推行，百姓只知设三长查户口的劳苦，不见平均徭役减省租赋的好处，心中必然产生怨恨。应趁着征收赋税的月份进行，让他们知道赋税的均平。既明白了这个措施，又得到了他的好处，顺着百姓的利欲就容易推行。”著作郎傅思益上前说：“民间风俗既然相异，治理的难易不同，按九等征收户调绢帛，时间已久，一旦改变办法，恐怕会引起动乱。”太后说：“设立三长，则百姓课税有固定的标准，租赋有固定的数量，包庇的户口可以查出来，侥幸逃避的人可以被制止，为什么行不通呢?”大家议论虽然有差异，但只认为变法困难，再没有其他主张。于是设立三长，公私都以此为便。升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仍旧任给事中。不久转为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李冲被文明太后宠幸，受到的恩宠一天天增加，赏赐钱财每月达数千万，进爵为陇西公，太后暗中送珍宝和御用物品充实他的私宅，外人无从知晓。李冲家向来清贫，这时开始成为富豪。但他以谦虚约束自我，既能聚财又能散财，近自亲戚远到乡里，没有不分到的。谦虚待人，同情漂泊贫寒之人，门第衰败而沦落的旧人，依靠他而晋升任用的也很多。当时以此称道他。北魏建立后，遵循旧俗，对王公大臣都直呼其名，高祖常称李冲为中书而不称其名。文明太后去世后，高祖守丧，对李冲的引见接待更胜于前。直到讨论礼仪律令，润色辞藻，改定语言轻重，高祖虽然亲自下笔，但无不征求李冲的意见来决定。李冲尽忠侍奉皇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朝入朝都勤劳忧国，表现于面容上，即使是朝中旧臣。皇亲国戚，也没有人比得上他，无不佩服他明白果断，审慎周密，而从内心里信服他。于是天下归心，境外的人耳闻目睹，把他看成天下的奇才。高祖也深深地信赖他，更加亲近敬重他，君臣之间情义不二。到改设各官署，制定五等爵制，让李冲参与制定典礼，封为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任命为廷尉卿。不久升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设立太子后，拜为太子少傅。高祖开始依《周礼》，设置夫人、九嫔之类，以李冲的女儿为夫人。

高祖南征，加李冲为辅国大将军，率兵跟随左右。从京城出发以后直到洛阳，大雨连绵不绝，仍然命令大军开拔。高祖全副武装，手持马鞭，驾马而出，群臣在马前叩头劝阻。高祖说：“长驱南伐的策略，朝廷已经制定，现在大军将要出发，你们还想说什么?”李冲进谏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在帷幄之中击败敌人，坐在屋里制服四海，而使南方有僭称皇帝的魁首，实在是我们的罪过。陛下鉴于天下还没有统一，亲自劳累圣驾，我们这些人确实想捐躯尽力，在军中贡献生命。但自离郡时就阴雨绵绵，人马疲惫，前面路途遥远，雨水正多。并且洛阳一带小小的河流尚且形成阻碍，何况长江浩瀚，远在南方境内。如果修造舟船，必定停滞不前，军队疲惫，粮食缺少，进退两难。如今如果哀怜死丧的人，掉转大旗回去，在道义上较为恰当。”高祖说：“统一天下的意图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你们只不过以雨水为难，但天时也还是可知的。为什么呢?夏季既然炎热，所以秋天雨多，冬季之初一定会晴朗。等到以后十月间，如果雨还不停这就是天意，如果在那是晴朗，进军就无害。古代不讨伐有丧事的敌人，是指统一政权下的诸侯各国，不适用于帝王统一天下的情况。现在已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能停留不前呢?”李冲又进谏说：“现在的措施，天下人不情愿，只有陛下一人想这样做。汉文帝曾经说过：“我一人独自骑上千里马，究竟想到哪里去呢?”我词不达意，斗胆用死来请求。”高祖大怒说：“我正要经略天下，统一全境，你们这些儒生多次怀疑我的远大计划，国家有规定的死罪，你不要再说了!”说完就要骑马出发。于是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等人都哭个不停地劝阻。高祖于是告诉群臣说：“现在兴师动众规模不小，如果行动却不成功，那什么给后人看?如果想要回师，无法流传千载。我寻思我国的远祖世代居住在遥远的大漠中，由于违背众人的意愿南迁，后人才得以享受无穷的好处，难道他们不留恋故土，轻易抛弃祖宗陵墓所在地吗?难道只有今天的君子有这种情感吗?这应当说是上天的作用要通过人来完成、帝王大业需要实现的缘故。如果我的车驾不向南前进，就应当迁都到这里，定都在中原，时机已经成熟，王公大臣认为如何?决定大计不能迟疑，想迁都的站左边，不想迁都的站右边。”安定王拓跋休等人纷纷站到右边。前南安王拓跋桢进奏说：“愚昧的人对已成之事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就预见到了。实行大德的人不和俗人商议，成就大功的人不与众人谋划，不一般的人才能做不一般的事。开拓神都以延续王业，在大地中央营造帝京，周公开先例于前，陛下实行于后，所以是恰当的。而且天下最重要的莫过皇帝的住地，人最宝贵的难道有比父母赐给的身体更为重要的吗?请皇上保重身体以使天下百姓放心，定都中原，停止南伐。这是我们臣子的由衷之言，也是天下苍生的大幸。”群臣都高呼万岁。高祖起初计划南迁，怕大家人心恋旧，就假装有大的军事行动，用以威迫和安定人心，名义上是南伐其实是南迁。旧人怀念故土，大多不愿意，但心中害怕南伐，没有人敢说话，于是定都洛阳。李冲对高祖说：“陛下要效仿周公的制度，定都成州故地。但是您总不能到处移动车驾，等着六座寝宫筑成;也不能在马上等着城廓完工。希望皇上暂回北都，令臣下建造，等建造完毕，完备礼乐制度，调和玉銮的声音，找个时机南迁，在天下的中心作出表率。”高祖说：“我将巡视各方山岳，到邺城稍作停留，开春就回平城，不会就此不回北方。”不久以李冲为镇南将军，照旧任侍中、少傅，委任他营造洛阳的重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食邑户数照旧不变。

高祖南伐，以李冲兼任左仆射留守洛阳。高祖的车马渡过淮河，另外诏令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将军刘藻征讨汉中，征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计划戍守南郑，等攻下城池后就派他们前去。李冲上表进谏说：“秦州地势险要又接近羌人居住区，自从西路军队出动之后，连续增援粮饷，加之氐人叛乱，各地百姓奔走逃命，运粮造假至今不止。现在又预调戍兵，打算把它们远派到山外去，虽对他们加以免除劳役的优待，他们恐怕还会惊骇不安。假如最终攻不下南郑，白白的动摇民心，如果与胡人夷人连结，事情也许难以预测。如果依圣旨暗中下达命令给刺史，等军队攻克南郑，然后差派戍兵，以我的愚见，这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西部道路险要，一条小路有千里长，现在想深入与我方隔绝的地界内，孤零零地据守在群敌包围之中，若遭到敌人进攻，不能立即救援，粮食吃完后不能向他们运送粮食。古人说：“鞭子虽长，达不到马腹。”南郑对于我国来说实在是马腹。而且古人攻城，有时城池投降却不占领;仁君用兵，有时安抚百姓而抛弃土地。况且王者的举动，用心在于拯救百姓;敌人固守，本意在于吝惜土地。比较两种情况可见德行有深浅的区分。皇上美名已经流传很远，何必急于夺取一座城池呢?而且魏国境土所覆盖的，九州中已超过八州，统治的人民，十分已有九分。没有臣服大魏的只有大漠以北与长江以南罢了，这些人臣服已经为时不远，现在又何必操之过急呢?应等到大力开拓疆土，多夺取城池堡垒，多积累资材粮食，食物足以应付敌人，然后设立机构委任将领，准备吞并敌人。现在钟离、寿阳临近我边界都没能攻下来;赭城、新野只距洛阳几步远也没降服。放弃攻取的地方而不占据，对投降的人安抚之后又加以杀戮。东路还不能以较近的军队坚守，西部边远地方难道可以用远方兵力固守?如果真要置兵防守，我担心最终也会送给敌人。现在定都在天下的中央，接近敌境，正应该大力招募敢死的勇士，扫平江南。如果轻率地派遣孤军，抛弃他们使他们落入敌手，我担心以后有行动时，大家都怕留守敌境，要想让他们卖命，不容易办到。由此推论，不戍守南郑为上策。”高祖同意了他的意见。高祖从邺城回到京城，在洪池泛舟，不慌不忙地对李冲说：“我想从这里开条渠到洛水，南伐的时候，不就可以从这里入洛水，从洛水入黄河，从黄河入汴水，从汴水入清水，一直到淮河吗?一下船就可以战斗，就像出门去搏斗一样，这是军国的大计。现在沟渠如果只需两万人以下，六十日可以见效的话，应该逐渐修建它。”李冲回答说：“如果这样的话，兵士就没有长途跋涉的劳苦，战斗时可以有加倍的战斗力。”李冲升任尚书仆射，仍然兼任少傅。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食邑户数不变。后来太子拓跋恂被废黜，李冲被除少傅之职。高祖在清徽堂接见公卿，高祖说：“圣人特别重要的东西是地位和功绩，因此功业成就后制作雅乐，统治稳定后制定礼仪。现在迁移到天下的中央，在洛阳创建帝都，虽然宏大的规划还没有完成，而总的来说调理大体具备。但南方有未臣服的小子，加之凶恶的蛮族就在附近，我昼夜忧虑其实就在这事。征服南方的主意已经决定了，我亲征的策略也已经确定了。如果依照近代的办法，那么天子只有身居宫中不出;如果依照上古的例子，那么有天子亲自率兵出征，很快就亡国了。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而不在于亲征。现在只是出发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下来。预先知道事情征兆的是神仙吧?我既不是神仙，哪能知道呢?不过近来阴阳占卜术士都劝说我现在出征必然获胜。这既然是国家大事，应该君臣一起各抒己见，不能因为我已经说了便迟疑不决，下去后又有其他意见。”李冲回答说：“征战的办法是先观察人事，然后卜筮，现在卜筮虽吉，还恐怕人事不具备。今年秋收，收成比平常年份有减产，又刚刚迁都，人们生计还没有定，再有征战我认为不好。应等到来年秋天再说。”高祖说：“仆射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心中考虑的事是为国家担忧。敌人近在咫尺，我没有理由安居，道理应该是如此。仆射说人事不顺当，也不一定如此。我曾在前十七年时，率领二十万人马出征，没有走出京郊就回来了，这是由人事决定的而不是天时。往年趁有利之机出征，天时还可以，但缺人事，又导致不能获胜。假如等人事具备，又天时不顺，怎么办呢?如果照仆射的话就始终没有出征的道理。我如果秋天出征不能获胜，几位大臣就都得交付司寇处理。你们一定要人人尽心尽力。”于是停止讨论，大家都出了宫。后来北魏宣武帝元恪被立为太子，高祖在清徽堂设宴庆贺，高祖说：“设立皇太子是用以继承帝位，协调天地人三才，光宗耀祖，这是亿万人都喜悦，天人同庆的事，所以请你到这里参加宴会，以抒发欣喜之情。”高祖又说：“天地的法则，一盈一虚，哪有经常的好事。天道尚且如此，何况人事呢?所以有升有降自古如此。悼惜往事，欣慰目前，真让人感慨。”李冲回答说：“太子继承储位，天下百姓都深感荣幸。但我以前有辱做师傅的职责，不能辅佐他行正道，上愧皇上，承蒙陛下慈爱宽容，让我参加这个宴会，我既高兴又惭愧。”高祖说：“我尚且不能改变他的昏庸，师傅何必惭愧道歉呢?”

后来尚书在元拔、穆泰定罪问题上发生疑问，李冲上奏说：“前彭城镇将元拔和穆泰一并谋反，养子元降寿应当随元拔治罪。而太尉、咸阳王元禧等认为法律条文规定养子犯罪，养父及兄弟不知内情的不受牵连。谨按法律条文的本意是说养子与养父之间没有天性联系，与兄弟之间无血缘关系，亲属既然不同，所以处罚相应减轻，因此养子虽犯罪而与父兄无关。但父兄犯罪，养子不了解阴谋，交换位置衡量情理，岂能单方跟随被杀呢?道理本来不应该这样。我认为依据法律条文，如果养子犯罪，生父不受牵连，那么养父就要受到连坐，这是很明白的。而且法律只说养父不随养子连坐，不说养子不随养父连坐，应该是对尊者宽，卑者严的意思。元禧等认为法律上虽然不见明文规定，但这是条例互见的原则，在有关收继的条目下列举养父犯罪的处罚办法，在有关养育的条目下又列举养子犯罪的处罚办法，这叫做互起。互起两项都规定得清楚，养子肯定无罪。如果以近亲寄养，与亲生子相同，那么父子应当互相牵连，只表明不与连坐。并且寄养律令下的注文说如果有其他规定，可以不按照律令办理。令文又说各有封爵的人，如果没有亲生儿子，到他去世后，即使有寄养的儿子，封爵也撤销不继承。这就叫有福自己得不到，有罪便被株连。衡量事理与律令的意思便互相矛盾。我们推测法律的本意必定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无论根据案例还是法律条文，处罪是无疑的，按照法令和依据情理也应如此。”高祖下诏说：“仆射的议论显然是有法律依据的;太尉等人的议论与法典相违背。养子之所以要与养父连坐，是因为他已经免除了受生父的牵连，所以不得再与收养它的人相区别。这些人为什么独有福分，经常漏网?养子之所以不能继承封爵是因为国家重视爵位，特别立下制度，趁上天绝其后代之机，顺势废除了爵位，怎么能再用来解答刑赏的问题?根据这点就应当处死，可特地赦免他。”李冲机敏而有灵巧的构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以及洛阳划定基址、设置郊庙之地、新修殿堂都全靠李冲。他勤奋努力，孜孜不倦，白天处理文件，兼管建筑设计，文件堆满几案，纸笔在手始终不感到劳累厌倦。但他力图显扬门族，务使六亲受益，兄弟子侄都有官爵，一家人每年的俸禄达一万多匹绢布，因此凡是他亲近的人，即使痴呆耳聋无不破格提拔官位，当时舆论也因此而对他有不好的评论。

李冲年龄才四十多岁鬓发就已经斑白，但体貌健美，没有衰老的迹象。李彪入京后，孤单卑微缺少靠山，却自立不群，认为李冲喜好人才，倾心敬仰依附他。李冲也看中他的才华，礼貌的接纳了他，常向高祖推荐，公事私事都互相帮助。直到李彪任中尉兼尚书，受到高祖知遇，便认为不是依赖李冲而得升迁，因而轻视背离他，只在公开场合略表敬意而已，不再有敬仰之意。李冲很记恨他。后来高祖南征，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都认为李彪傲慢无礼，于是拘禁了他。上奏他的罪状，奏章是李冲亲手写的，他家中人都不知道这事，语辞非常激烈率直，还作了自我检讨。高祖看了他的奏表，感叹了很久，后来说：“李彪可以说太不检点，仆射的行为也太过分了。”李冲当时极为愤怒，多次数落李彪前后的过错，瞪起眼睛大呼，摔坏了几案。他又把御史都抓起来，让他们叩头至地，把他们两手反绑在身后，任意辱骂。李冲向来性情温和，而突发狂怒，于是发病，思维紊乱，精神失常，言语错乱，还扼腕叫骂，称李彪是小人。医药不能治疗，有人认为是肝脏破裂。十多天后他就去世了，当时才四十九岁。高祖在玄瓠为他举行悼念仪式，悲痛的哭出声来不能自已。下诏说：“李冲生性坚贞温和，以德义修身，从家庭接受教诲，道行向来表现在国事之中。太和初年，我还年幼时早就把机密大事托付给他，他把政务处理得很好。迁都洛阳以后，朝廷选任为清要之官，职位升到尚书省之首，掌管出纳王命。他忠诚恭敬，柔顺聪明，足以表现为睿智的典型，仁慈恭敬，守信施恩，团结民心。可以说他是国家的贤臣，朝廷的表率。刚提升他到优宠的职位，以表彰他的功绩，报答旧人，却突然逝世了，我心中十分悲痛。他留守勤劳，本应该加以奖赏，而且是优秀的老臣，又应表彰，可以追赠为司空公，赐给官椁以及朝服一套、衣服一套、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二百斤。”有关部门上奏谥号为文穆。安葬在覆舟山，邻近杜预墓，这是高祖的主意。后来高祖从邺城回到洛阳，途径李冲墓，左右侍臣告诉他，高祖带病去看坟，掩面哭泣了很久。下诏说：“司空文穆公，道德被时人敬仰，功勋铭记在我心中，不幸逝世，安葬于邙岭，我回驾经过覆舟山，亲自去看望他的坟墓，哀悼仁德，怀念旧人，我心中很悲痛。可以派人以太牢去祭奠他，来表达我的心情。”后来高祖与留守百官相见，叙说李冲去世的原因，大家都流泪。高祖得到留台的奏报，得知李冲患病的情状，对右卫宋弁说：“仆射掌握我的国家大权，总管朝政，自身清正简朴，我了解并信任他很久了。我因为他仁慈聪明，忠诚正直，授予他台司之职，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却忽然得了这种病，我心中很伤感。”高祖对他如此痛惜。当初李冲被冯太后私下宠爱时，他的侄子李韶脸上常有忧色，担心他会给全家招致灭顶之灾。后来他的美名一天天显扬，李韶才稍稍放心，而李冲做官光明正大，把它当作自己的事，自始至终，无所逃避屈服。他善于审时度势的本领，往往都是这样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