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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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少年时,聪颖好学,善作诗文,被人称“神童”。幼时读佛学,少年攻读儒学。八岁能赋诗,九岁能作赋。得到人们称赞。杨时少时常在明溪县城东龙湖读书。十五岁时,在邵武游学有名声。二十一岁,赴礼部考试。下第,补太学生。归乡后,在含云寺读书讲学。并作有《札记解义》《此日不再得》,年二十四,登状元徐铎榜进士。
中进士后,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以病为由没有赴任,专心研究理学,著《列子解》。元丰四年,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后专门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与游酢、伊熔、谢良佐成为程门四大弟子。程颐说:“杨君最会得容易。”程颢也说:“自信如此,谁能御之?”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颐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元符年间,学者多从佛学,但杨时只衷心理学,所以程颢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显道)二君长进!”两年后,杨时赴徐州上任;同年八月,他完成《庄子解》的著述。三十三岁时,听说老师明道先生去世,设灵位并于寝门大哭,作有哀辞(并序)。后来,丁继母忧。元祐五年,杨时又因父亲杨殖去世,杨时回乡守制。
四十一岁时杨时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他与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杨时学成后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他为了弄清楚张载《西铭》之理,专门写信向程颐请教。他在二程理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绍圣元年,杨时赴浏阳上任。翌年夏末初秋,浏阳县出现严重旱灾,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纷纷外出逃荒。杨时立即赶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上反映灾情,使朝廷及时拨给赈灾粮款,将官仓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灾民,缓解了灾民的苦难。绍圣四年浏阳连降暴雨,浏阳成了“水泽之国”,大片农田被淹。杨时《上州牧书》禀报浏阳受灾情况,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政和二年杨时又赴萧山任县令。当时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率百姓筑湖。湖取名“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据《萧山县志》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
崇宁五年,杨时奉敕差充对读官,转授浙江余杭县知县。奸相蔡京借口“便民”,实际上是为其母筑坟圈地。杨时不畏权贵,坚决抵制其害民之举;并且揭露和批评蔡京专权、暴政虐民的罪行。奸臣蔡京、童贯、朱勐、王鞴等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珍异宝,建龙德宫。仅朱勐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用来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就多达2400多艘。朱勐之流还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百姓怨声载道。杨时对他们的行径深恶痛绝。他在《余杭见闻》中,愤然写道:“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他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早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他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
宣和六年经张舜民推举,徽宗召杨时为秘书郎。杨时上书《与执政论时事札子》,建言十件大事。他写道:“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但他们不曾想过,天下动荡不安,岂能保全自身?”他从“慎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十个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许多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杨时提出不能只给流亡他乡之人免除赋税,还应对辛勤劳作的农民一视同仁,使他们也能得到实惠,从而信任朝廷,而不至于跟着抛弃土地,背井离乡,沦为盗贼,引起社会动荡。他主张放宽或废弃茶盐二法,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百姓负担。他认为爱民就要民有常产,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杨时建议朝廷恢复以前做法,拨出一笔经费作为籴本,即定购粮储备金,年初预支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平时生计,秋收后农民按额交粮,结算时从中扣除原发的预订金。这样,国家既能按时收粮入库,农民也从中得到便利,乐于耕种土地,不至于逃亡。但因当时奸臣当道,杨时的建议未被采纳。
杨时闻金军南侵,连上两疏,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建言。杨时不惧强权,公然斥责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以而归拏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弃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他斥责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靖康元年,杨时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经筵、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时值金兵包围汴京,朝廷对战与和争论不休。杨时抗金态度是坚决的。他提出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希望朝廷重用李纲等抗金重臣。可是,负责京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却被罢官,激起开封军民的愤慨。陈东等太学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朝廷准备镇压民众。杨时挺身而出,为陈东等辩护说:“士民伏阙,诟骂大臣,发其隐慝,无所不至,出于一时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李邦彦首画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质亲王以主和议,罢李纲而纳誓书;李邺奉使失辞,惟虏言是听;此二人者,国人之所同弃也。”宋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杨时上书,认为“朝廷割三镇三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要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之后,他又上疏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均未被采纳。南宋建国后,杨时又上疏请除茶、盐二法,并且力陈对金国割地求和不可为。
建炎二年,朝廷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杨时力辞不受,后改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同年十一月,杨时回到镛州。建炎四年,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告老。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以养天年。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吕聪在《问书册》中说:“(杨时)自京城辞官还乡后,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
杨时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后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书含云寺学者》)他晚年在故里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写成《三经义辨》、《日录辨》、《字说辨》等书。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杨时辞世,终年83岁,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山麓。宋朝赐“左大中大夫”,又赠“太师”“大中大夫”等封号,谥“文靖”,并在将乐龟山麓建有“龟山书院”“道南祠”,宋高宗赵构为书院题名,清圣祖玄烨题匾:“程氏正宗”。至今每年拜谒杨时陵墓的游人仍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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