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玄奘 为取经“偷渡”出境 回程抄了近路

如果没有《西游记》，“唐僧取经”应该不可能成为中国几乎人人知晓的故事。小说里的妖魔鬼怪在现实当中的确是没有的，但当年“唐僧”，也即玄奘的西行求法，其传奇色彩和艰苦程度较之小说中不但并无逊色，可能犹有过之。玄奘西行五万余里，历时17年，行经当时的110个国家。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算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学家，他的西行也是借助了当时已经开辟的路线，但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仍然是今人认识古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参考文献。

为西行取经“偷渡”出境

在《西游记》中，玄奘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刚刚出生的他也差点遭灭口，多亏母亲偷偷将他放入木盆顺江漂走，在漂过金山寺时被法明和尚所救，才有了后来的一代高僧。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玄奘俗名姓陈，据说为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他有三个哥哥，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玄奘年少聪慧，也很早就闻名乡里。

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当时是中国由繁荣的学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过渡时期。他发现当时佛教界对同一经典的诠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歧义百出，所以立下了到天竺去求取佛教原典的志向。而在他之前，中国西行的僧人已有不少，其中晋代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写的《佛国记》的巨大影响，激发了他的决心。

《西游记》中，玄奘出发前唐太宗李世民亲自送行，并有两人结拜之举，故而书中称其为“御弟”。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初唐时期国家尚未完全安定，边界地区尤其不稳，国人出境受到严格限制。玄奘几次申请“通关文牒”都未获批准。贞观三年(629年)，长安大灾，官府允许百姓“随丰就食”，也即到有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玄奘就混在灾民的队伍中，出长安，过天水，到达了凉州(今甘肃武威)。

凉州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军事要地。玄奘在此住了几天，就踏上西行之旅。但凉州都督李大亮严格执行边境管理制度，派人将他追回。既然走不了，玄奘就在凉州为僧俗讲解佛法，影响甚大。听众中有当时的河西佛教领袖、凉州慧威法师，他有感于玄奘的决心和宏愿，遂密派两位弟子趁夜偷偷送玄奘出关，到达今甘肃安西县东。此时凉州都督的飞骑也赶到了，让瓜州刺史李昌拦截玄奘。但瓜州刺史李昌崇信佛教，带着公文，到玄奘住处当面将之撕毁，并向他详细介绍了西出玉门关的情况，又资助了一匹白马。一个月后，玄奘乘着白马，独自踏上西行之路。

17年后，玄奘返国再次经过凉州时，受到的则是“国礼”的待遇。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慧威法师。虽是世外高人，但久别重逢，想必也难免嘘唏。而他抵达长安之后，也终于获得了李世民的隆重接待。

极大促进了中外交通的开拓

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至唐)，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

按照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介永强的说法，佛教传入之初，东汉末年即有外国僧人来华译经。隋唐时期，佛法经像盛于中国，可查的唐代外来高僧就多达五六十人。

而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为曹魏时期的朱士行。他当时抵达了西域的于阗。到了东晋南朝之际，法显的西行最为着名。他从长安出发，经过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达印度。

介永强指出：“有唐一代，中国僧人掀起西行求法运动的新高潮，西行人数之多，游历地区之广， 空前绝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师。”

介永强认为：“中古时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着其先鞭，导夫先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古中外交通的开拓和发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线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其功绩，除了商人，无出缁流沙门之右者。”

玄奘西行诞生了两部重要的着作：《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者记述了玄奘西行亲身经历的110个以及传闻听说的28个城邦、国家、地区的历史地理，其中对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镇都邑、道路关隘的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线时比定地名的指针。后者则按玄奘经行的路线记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陆路交通路线的脉络。

加上之前的《法显传》、《宋云行纪》，几部着作在时间上连续性的记载， 对于后世比较完整地研究古代中国对外交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回程抄了近路4年回国

虽然关于玄奘西行的线路仍有很多地段难以确凿考证，但大的路线还是可以勾勒出来的。据介永强的考证，玄奘西行及返程的线路为：从长安出发，经陇山古道，历秦州、兰州、凉州、瓜州，出玉门关后，渡莫贺延碛，到伊吾，至高昌，从高昌继续西行，至“阿耆尼国……西南行……至屈支国……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

怛逻私即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玄奘从此出发又经过赭时(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国(即撒马尔罕)、羯霜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兹)，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东南方向渡阿姆河，经吐火罗斯坦至印度。他是先沿着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西行，然后在西域境内依丝路中段中道，最后循着丝路西段北道前行。

贞观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国，他溯恒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经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进入吐火罗国故地，再穿过瓦罕走廊达摩悉铁帝国(瓦罕之南)、东行至波谜罗川(即瓦罕河谷)越过葱岭，至揭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但未从丝路中段西域南道东行，而是经乌铩国(今新疆莎车)，绕道佉沙国(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到达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经尼壤(今新疆民丰)、折摩驮那国(今新疆且末)、纳缚波故国(今新疆若羌)，到达罗布泊地区，再到敦煌，沿丝路东段南道，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唐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