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阳赋》中琅琊王氏原型是什么

延绵数百年的顶级望族地位

公元420年，地处南方东晋为刘宋政权所取代，而北方黄河流域则被北魏所统一，南北对立是为南北朝。南朝四个小朝廷为宋、齐、梁、陈，皆偏居江左，589年，陈朝被隋朝所灭，天下再归一统。在整个南朝间，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家族明显是声望高于实力。“王谢”也成为了当代后世名门望族的代名词。

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南朝时期虽然一步步走向没落，但其士族的领袖地位到南朝陈也一直保留，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一族历经五个朝代，可以说和其他士族一样，改朝换代并没有使他们灭绝，因为中国那时自刘裕杀尽晋司马氏皇室起，以后历代每逢改朝换代大多都会发生大杀前朝皇室贵族，这是因为怕他们又起来伺机谋反。六朝时期的等级观念很牢固，开国皇帝都出生庶族，他们需要依靠这些世家名门望族来提高威望，和他们联姻，给他们封官封爵等等，但朝中大权又没有完全相信他们，只能形成一种政治利用。

南朝时期

琅琊王氏但是不乏文学名人，如齐梁时期的王俭就是一代儒学宗师，梁代的王融、王籍、王褒、王肃等是当时知名的诗人。王融便是永明体诗歌的几位创作家之一。

隋唐时期

隋唐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琅琊王氏家族已经不复存在，虽然琅琊王氏在唐朝有宰相四人，分别为王方庆、王睿、王与、王抟，这几个小宰相要是与两晋南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相对比，这真是沧海一粟了！

优美的门风

成语中有“新亭对泣”，表示思念故国的意思，就是说的王导的故事。一次王导与北方逃难过江建立东晋的同僚在南京郊外新亭（又名劳劳亭）饮宴。座中周觊叹息地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发出了山河沦陷的感叹（当时北方领土沦陷在匈奴人刘曜之手），于是在座的宾客都相视流泪。王导见此情景，愀然变色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勉力国事），克复神州（收复中原失地），何至作楚囚相对（何至于那样没有出息作当年被俘的楚国囚犯那样相对哭泣呢）？”王导的话慷憾激昂，批评了在座同僚消极悲观的情绪。虽然只有这么简短的几句话，却把王导为人鹤立鸡群，见识不凡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事见《世说新语》）。

诗词中提到的“谢”，就是谢安，字安石，他是晋孝武帝的丞相，死后追封太傅，功勋卓著，曾一度辞官退隐浙江会稽东山，当时曾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足见他的威望之高。后复出主持大局，因此又有“东山再起”的成语，表示免职以后再度掌权的意思。前秦苻坚扬言投鞭可使长江断流，率领大军进驻淝水北岸，威逼东晋，朝野震恐。谢安时任征讨大都督，他从容调度，终于大破苻坚，是为军事上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据说他侄儿谢玄从前线送回报捷书信，可是谢安得信后面上却了无喜色，对弈如故。及至下完棋返回内室，终于压不住内心喜悦，鞋后跟过门槛时折掉，他高兴得竟然没有察觉，其镇静自若，儒雅风流，在历史上一直传为佳话。

艺术上的造诣

王导、谢安与书法都大有渊源，两人都是东晋的大书法家。王导是王羲之叔父，擅长行草，《书断》称他的书法是“风棱载蓄，高致有余，类贾勇之武士，等相惊之戏鱼”，意思是说他的草书写得既饱含棱棱风骨，又高雅而有韵致；既有武士的雄伟，又如戏鱼般的灵活娇曳。王羲之书法得以成名，与王导指点是有关系的。在东晋书坛上，王导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身居丞相职位，而且在书坛上他也是名列前茅。他闲下来就喜欢弄弄笔头，挥毫不止，他学的是钟繇、卫铄笔法，即使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王室南渡时刻，王导也没有忘记把钟繇的《尚书·宣示帖》藏在衣带里带到南方，足见他对钟繇书法的爱好。

至于谢安，他是参加王羲之兰亭集会的一员，平日与王羲之诗酒唱和，书法切磋。据《书断》所述，谢安学写正、草书体就是就教于王右军。《述志赋》称谢安“善草正，方圆自穷”。谢安的草书在东晋是很有名气的，有副对联写道：“谢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其中的“谢草”，看来就是指的谢安草书，又如宋代词人、书法家姜夔曾说过：《兰亭记》及右军诸贴第一，谢安石（即谢安）、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由此可知谢安书法，尤其行草书的知名度是仅次王羲之的。

望族地位逐渐衰退

南朝以后

事实上门阀士族的权势，在刘宋时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从刘宋时起，皇帝在地方设立典签(也称签帅)以监视诸王和门阀士族，发现有逆动，立即铲除。到了梁朝，梁武帝萧衍颁布的“通经之士不限门第授官”，更是对士族参政途径的削弱。但对士族最大的打击还是梁末侯景之乱。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咨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在侯景军杀掠时，世家大族“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听命待终”。据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王谢袁萧四大望族当然也不能幸免。陈霸先建立陈朝，重用南方土著豪族，随晋渡江的百家士族，包括王谢等望族，在陈朝为官者已寥若晨星。

士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历代高官；二、有众多的门生故吏；三、家学渊源；四、有田庄经济。通过本文研究可以看出，在四个条件中，历代高官最为重要。因为有了历代高官的条件，其他三条都容易实现，特别是在士族地位升降时，官级的高低起了决定作用。如琅玡王氏在曹魏和西晋初年地位并不突出，但在西晋末和东晋时，由于王衍、王敦、王导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首脑，其地位才高于其他士族，甚至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其为“四大望族”之首的地位。再如陈郡谢氏，在西晋时尚未进入士流，东晋才初露头角，直至淝水之战大败前秦军，谢安升任丞相，谢氏家族执掌军政大权，陈郡谢氏才一跃而为一流门阀，成为“四大望族”的第二位。陈郡袁氏则因为由汉至南朝历代高官，又以诗、礼传家，虽无王、谢两家的至高权势，而列为“四大望族”的第三位，也算实至名归。兰陵萧氏起家最晚，但由于他连建齐、梁两个王朝才成为显赫士族，但他同时又是皇族。齐、梁两朝皇帝对其他士族并不重视，而信任寒人出身的典签和中书通事舍人。这种本身是士族，又压抑士族的态度，使他在“四大望族”中只能排在第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