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另一面：内清外浊的非典型清官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一印象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为什么曾国藩当总督的时候穿衣反而不讲究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两江这个地盘上，曾国藩就是最大的官员，他没有上级可以觐见，来见他的都是下属，他可以随便一些。

内方而外圆的非典型清官

曾国藩的资料中有一件有意思的是他给总督府的女眷定了一个功课表，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如此的总督府家眷，我相信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这是曾国藩的清廉表现。

与此同时，他身上也有“浊”的一面。曾国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去检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请客吃饭。到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请苏州的官员。这种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的做派都是一样。同时曾国藩晚年也要给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曾国藩在官场上最大的一笔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他到北京去陛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时候，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要给在京的官员送笔别敬，也就是分手礼。花了14000两白银，他觉得还不是很丰厚，和别人相比，钱数还不是很多。

总结曾国藩一生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我认为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确实是清得问心无愧，并没有把一分钱纳入自己的私囊。但另一方面，他的“清”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清官做法不一样，他不像海瑞这些清官，清可见底，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国家规定不能拿一分钱，一分钱都不拿；国家规定不能办的事儿，一点也不办。我觉得这样的清官是门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实事。如果一个官员清到这种程度，就会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大家都不会认可你。因为你这种做法显然暗示了别人都不清廉，你在官场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不可能有任何支持自己的力量。

曾国藩有一句话，他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曾国藩他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懂风水，但不独占好坟地

曾国藩比较会相面，每次接见生人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先不和你说话，让你坐在座位上，从上到下打量你，看上几分钟，然后再开口。这个习惯挺吓人，但曾国藩自己认为这是他鉴别人才的一种方式。

此外，曾国藩还会算卦，在他带兵打仗的时候，每一次遇到军事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都要翻开《易经》自己算卦，这种记载在他的日记中有15条之多。曾国藩还相信托梦、风水等。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理学中，鬼神、风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所以他迷信鬼神，研究风水，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光明正大的事情。

既然懂风水，曾国藩对自己将来葬地的风水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考虑。曾国藩晚年有一个朋友叫冯树堂，这个人非常善于查风水，晚年他自告奋勇对曾国藩说，要到湖南给曾国藩找坟地。曾国藩很高兴地答应了，冯树堂回到湖南之后，挑了整整半年多时间，给曾国藩找了一个上好的万年吉地，这个地方在湘乡的东台山。冯树堂给曾国藩写信汇报说，东台山的风水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曾国藩将来葬在这个地方，可以保证后世代代出举人、出进士。没想到，曾国藩回信说，这块地我不能要。因为这块地太好了，它关系到一县的文运，如果我埋在这儿的话，湘乡县的文运都被我曾家占有了，就会妨碍别人家文运的兴盛。这种事儿，我不会做。所以你再给我挑一块地，不用太好，只要能够保佑我的子孙平安就可以了。所以曾国藩去世之后葬在另外一个地方。即使在风水、迷信这一类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出曾国藩人格的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