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古代的漏泄禁中语

    禁中，指皇宫深院，宫廷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语，是指皇帝最近尚未公开的讲话，我们今天称之为小道消息。漏泄禁中语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主道》，讲的便是为君之道。他强调王者要“虚静以待”，“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要做到虚静，王者必须去想去意，即没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和意愿。所以韩非子强调“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君王的意欲表露于外，为臣者便能因而谋取私利，君王便不可能看清楚为臣者的真实情况及其本意，故不能让为臣者得知君主所思所欲。反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如此的话，主动权在君王之手。漏泄禁中语者，无非是通过观察君王无意中的言行，向相关人员表述君王眼前之好恶和意愿，为臣者可以借此以达到某种目的。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宦官条云，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十一月，六科给事中王徽等的谏言，便讲到宦官“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其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反之，从另一个侧面讲，君王有所好，为臣者也能将它引向另一极端。《韩非子·二柄》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妬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王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姿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实际上为君者不见其好，不见其情，匿其端的本质是不授人以柄，使自己保持主动的位置，那么周围人的本来面目才能现其真相，为自己赢得主动权。

    以上讲的虽然都是古人古事，若回顾当代我们亲历的这六十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恶果，也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身边。故为君者，让人捉摸不透不是坏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才能出奇制胜。在政治斗争中、军事斗争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并非不作为，而是在谨慎、耐心、多思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等待适当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东方思维的特点，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不懂这一点则难以立足。从为君的角度讲是如此，从为臣的角度讲也是如此。

    《明史·刘基传》记录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一段对话：

    初太祖以事责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先分析这一段话，朱元璋与刘基讨论丞相人选，提出这个议题，反映出洪武初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所以在考虑丞相的继承人选时要找刘基商量。谈话的时间是在洪武二、三年间，那时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已公开化了，故朱元璋会讲李善长欲害刘。洪武四年，李善长便以疾致仕，但李善长在淮西集团的人脉关系仍在，朱元璋想让刘基为相，刘是浙江人，故自知力不胜任，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后讨论了三个人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个人都被刘基一一否定了。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器，指器度，言人之度量。李善长的长处是“调和诸将”，杨宪虽有能力但没有这样的器度。讲到汪广洋，刘基则认为汪广洋更比杨宪狭隘。杨宪与汪广洋二人是李善长为相时的左右丞，所以李善长退休后，由杨宪掌事。汪广洋被杨宪排斥在外，杨宪被诛后，汪广洋被召回，洪武十年拜右丞相。汪广洋自知人际关系上不如胡惟庸，仅受人摆布而已。结果在洪武十二年末，朱元璋责汪广洋朋欺，贬其广南，舟次太平，因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罪而赐敕诛之。在那样的条件下，想做老好人，不得罪人，也活不下去。而对胡惟庸，刘基的评语是“惧其偾辕”，那就是冲决朱元璋的控制。这句话传到胡惟庸处，那二人之间还能不成为死结吗？后来，此事不幸为刘基所言中，故在洪武十三年爆发胡惟庸案，也是势所必然。当时朱元璋在选择丞相候选人时，确实是两难。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李善长的侄儿李佑是胡惟庸的女婿，故胡惟庸在相府的人脉关系深远。用胡惟庸，实际上是又一个李善长，比李善长更让朱元璋放心不下。胡惟庸是在汪广洋之后，洪武六年拜右丞相，至七月间为左丞相，以汪广洋为其副。到了洪武十二年，朱元璋与胡惟庸便闹翻了。胡惟庸拜相时，刘基便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明史·刘基传》）实际上刘基伤心的是当年与朱元璋讨论丞相人选时，说过对胡惟庸不利的话。洪武七年刘基便忧愤疾作，害怕胡惟庸害他。史传称：“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这是一个悬案，无法验证。但这也证明朱元璋与刘基的对话是外传了，尽管胡惟庸否认刘基被毒死这件事，但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有历史的宿怨在。从这一点上讲，君臣之间的对话，如果涉及第三者的话，其间利害关系相当之大，议论他人是非确会招致飞来横祸。他们对君王无可奈何，对进言的臣下却可以趁机下毒手。从刘基与朱元璋的对话及相关谈话人员后来的结局看，可谓高处不胜寒。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君臣之间都难于沟通，一次普通的闲聊谈心，其引起的后果往往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