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董大》《送元二使安西》阅读答案对比赏析

上述王维与高适在赠别诗中的风格差异，主要导源于两人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流向。王维出身仕宦家庭，凭着诗、画、乐兼备的非凡才能，出入于王公贵族的门庭，颇受青睐。又靠了权贵的引荐，科举成名，可谓少年得志。他感情细腻，孝顺老母之余，深受母亲崇佛思想的影响；母子间、兄弟间、夫妻间的感情极为深厚，备受时人赞赏。然而就在这之后，王维又备遭了不幸的打击。少年得志不久，先遭伶人和舞黄狮子一案的牵连，被贬官外放。再起之后，又受累于张九龄的被逐出朝廷，于是心灰意冷，政治上深感无望。紧接其后的是安史之乱时被俘，迫于无奈，接受了安禄山的封官，因此差点被朝廷以附逆治罪。再加上中年之时母亡妻丧，感情严重受挫，精神遂一蹶不振。所有这些经历，都明显地告诉我们：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王维难以从下层社会中汲取奋进的养料和现实批判的精神，反倒添了许多优游生活的情趣，少了一些对社会和人生的全面认识；少年得志其实是王维一生的大不幸，如此之人，极难在中年以后承受得起不幸命运的打击，很难具有适应各种逆境的勇气和毅力；而思想上的崇信佛教，则使王维过于沉溺在内心的求取和反省之中，少了许多向现实社会求取的勇气和力量。正因为这种种原因，王维才悲哀地发出了“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感叹。作为当时知识分子中软弱一类的典型代表，他总是极为怅婉而哀怨地地感受着离愁别绪所加给自己的精神磨难，常常吟诵着“遥知汉使萧天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的赠别诗，那凄凉的的色调，正是诗人不幸遭逢和空寂佛念相互融合的真实反映。

高适的经历和王维恰恰相反。他幼年丧父，深知世路的艰辛。靠了自己的苦学苦斗，尽管学得了文武双全的本领，但直到高适四十九岁时，方才科考成功，据此也不过是获得了一个封丘县尉的微职。虽然他晚年官运享通，直至封侯，但自幼起长期身居下层社会的体验和困顿生活的磨难以及自我奋斗的过程，足以使高适炼就顽强拼捕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和豁大度的风格。建功立业的思想始终主导着高适的一生，因此他时时能把自己的功名和社会的功利浑成一体，常常坦诚、大胆而毫无拘忌地吟唱着“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男儿争富贵，劝尔莫迟回”，“良时正可用，行矣莫徒然”。在这一系列赠别诗里，那种雄浑的音调，豪壮的风格，正暗合着恢弘的盛形气象，顺应着昂扬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直接启迪并影响着李白豪放诗风的形成，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王维的赠别诗中确曾出现过“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语，但这仅仅是偶然的显现，在其作品中仅为数一二而已，实在不足以标明其赠别诗的基本风格。同样，在高适的送别诗中亦曾有过“途穷更远别，相对益悲吟”的哀句，但这亦仅见于一二篇而已，而其坚轫的毅志和豪迈的精神，足以标明其赠别诗的整体风格和为人的基本气度，所谓“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确是的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当我们再回过头来重读《渭城曲》和《别董大》这两首赠别诗时，便可以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王维诗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流露出来的深厚离别之情和细腻哀婉的心态；也可以站在更高的境界中体味出高适诗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所表达出的伟烈雄风、阳刚之气及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从《别董大》的其二中，我们能够发现：高适写《别董大》时，正处于命途中舛的困境之中，甚至到了“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别董大》其二）的悲哀境地。但既便如此，这位堂堂的男子汉仍能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壮语，鼓舞朋友，激励自己，以贫贱不能屈的威武气度昭示天下，垂训来者，这确实称得起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以此节操为诗，恐怕正是时下所不容忽视的精神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