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风俗的由来传说及历史演变

　　从端午纪念屈原，也可看出楚地风俗对全国各地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南方水乡，尤其沅湘一带、汨罗江畔，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隆重的竞渡仪式。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为水军，一自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当此之际，人们换上节日盛装，扶老携幼，拜祭屈子庙。祭毕就开始龙舟竞渡。“飞凫”“水军”“水马”等各色群龙一齐下水，一声鼓响，桨荡银波，龙破碧水，船发似箭。两岸观者齐声欢呼，助威呐喊，情景动人，热闹非凡。

　　北方无江水之便，也就不存在竞渡。但是把五月五日作为“恶日”的观念却是颇难破除。如《宋书˙王镇恶传》记载：王镇恶就是五月五日生，家里人因俗忌讳想将其出继人家，后来祖父王猛认为“昔日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所以才留了下来。他生于恶日，就起名“镇恶”。《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记载：高绰本就是武成帝长子，他生于五月五日辰时，到午时又生其弟高纬。但是高绰之母李夫人非正宫，因此贬为第二，而其弟高纬晚生几个时辰反而立为太子。后来高绰封南阳王。齐后主高绰当政时，高绰被人诬陷谋反而被杀，陈尸兴圣佛寺历四百余日。敛尸时却发现他死后一年多居然“颜色毛发皆如生时”。本来，像这种情况应从陈尸的客观条件进行合理的解释，可是当时人们只能从他生日迷信角度来解释，认为五月五日生者其脑不坏，所以才颜色如故。在此“恶日”，有人得祸，亦有人得福。《魏书˙崔辩传》载：崔辩之孙崔巨伦当时颇有才名，葛荣慕名欲徵为黄门侍郎，但崔巨伦对葛荣其人深恶痛绝，又惹不起他的权势。葛荣五月五日会集百官群僚宴会，让崔巨伦赋诗。崔巨伦故意藏锋露拙，信口胡诌道：“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牙呲欲死，牛复吐长舌！”这几句顺口溜令人捧腹。葛荣以为崔巨伦才名是虚，因此获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人们饱尝战乱之苦，所以最重视的端午习俗莫过于“辟兵缯”了。用五色丝染练制成日月、星辰、鸟兽之形状，上刺文绣、金缕，即叫辟兵缯，也沿袭汉代名称为长命缕或续命缕。有的佩于胸前，有的缀于臂上，一可辟兵灾，延寿续命；二可显示妇女养蚕缫丝之功。不仅如此，当时人们还把这些东西作为珍贵礼品互相赠送。

　　辟兵是一个方面，恶日禳毒除瘟病也相当重要。《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形，悬于门户上，以禳毒气。”或饮菖蒲酒。当时采艾颇有讲究，要在五月五日鸡未鸣时去采撷。早在先秦时期，艾就被采来作药用，取艾叶制成灸条治病。古代有“岁多病，则艾先生”之说。因而它的药理作用就被人们盲目夸大，认为艾能驱瘟除邪。用艾制成人形或虎形悬挂门上，也有剪彩为虎，上黏艾叶以随身佩带者。俗均称之为“艾虎”。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中所道的：“长丝表良节，命续应嘉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正是此俗写照。禳毒气的另一方法就是饮菖蒲酒。菖蒲具有性温味辛的特点，能开心窍，祛痰湿，对治风寒伤肺、胃病均有较好疗效。饮菖蒲酒对预防夏令外感病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汉代荒诞迷信的避恶“桃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十分盛行。北齐魏收《五日》诗中：“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即是指此事。究竟有无功效，就无法考证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端午节已不完全笼罩在“恶日”的气氛中，相反地已出现了不少娱乐活动。据《荆楚岁时记》所载，在端午“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还有玩鸟、训鸲鹆习俗。“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也。”鹆鸲究竟是何鸟类，依典籍所解，就其能为人言来讲，即今之八哥类。《独异志》记载：晋代桓豁镇荆州时，有一位参军五月五日采得一鸲鹆鸟，剪其舌教学人语。经过一年多训练，有一次宴会上，桓豁取出鸲鹆令学人语，宾客满座，学谁像谁。有一客人鼻部有病，鸲鹆便飞入瓮中学其语，极为相似，举席皆大笑不止。

　　隋唐时期，端午节从风俗形式上都继承了前朝。但是，从性质上讲，原来有特定意义的节日风俗活动，到此大多演变为节日娱乐活动。“恶日”已不恶，逢凶化吉，充满了节日的欢乐。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记述：皇宫端午日盛况，召来儒雅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这时内廷御厨们更为忙碌，“厨人尝散热之馔，酒正行逃暑之饮。庖捐恶鸟（指枭羹）、俎献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罩洽风味。”本来端午节正值仲夏酷暑将临之时，而宫廷殿阁里却无丝毫暑气，树深荫浓，长风徐徐。面对美味佳肴，醇醪琼液，这位爱好享乐的风流皇帝怎能不沉醉？怎能不感到“自足为乐”？至于联想到端午风俗彩五命缕之类的上古遗俗，他仅“感婆娑于孝女（曹娥），悯枯槁之忠臣（屈原）而已。”他最感兴趣的是“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所以宴会君臣酬唱，吟诗作赋，让臣下给他歌功颂德赋应制之作。

　　唐代宫廷端午宴享和其他佳节类似的一点，就是皇帝照常例对大臣有所赏赐，以示恩宠。最常赐之物是夏令的扇子。《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八年（西元六四四年）五月五日，唐太宗御笔亲题“鸾”、“凤”、“蝶”、“龙”等字样于扇上。唐太宗本来就爱好书法，常与大书法家褚遂良等探讨书法艺术，他死后还要将王羲之《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唐太宗本人书法也颇有造诣，御笔题写的这几字全用飞白书艺术方法，笔势奇绝，游龙走蛇。唐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及吏部尚书杨师道说：“五月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遂以扇赐宠臣。《新唐书˙礼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常在五月五日奠衣扇于诸陵来祀祖宗。唐代还有赏赐衣带的习俗。《中华古今注》云：唐贞观年间端午节，赐给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旧唐书˙李元紘》载李元紘曾于五月五日受赐紫服金鱼而感到宠幸无比。除赐宝扇玉带之外，还赏赐百索粽子。窦叔向就有一首《端午日恩赐百索》诗感激涕零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