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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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上书直言
咸宁初年(275年),傅咸继承其父傅玄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
当时晋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阳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年创立基业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针砭时弊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魏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玠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驾崩,太子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
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司马衷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忧国忧民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
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
元康元年(291年)五月二十八日,朝廷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
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司马衷下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屡次上书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托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司马衷下诏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司马衷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
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但朝廷并无改变。?
去世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
元康四年(294年),傅咸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晞和傅纂。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