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向皇帝拍胸口 岳飞当场讥讽“你说梦话”

　　另外，岳飞与高宗的心腹大将张俊的关系处理更是微妙而复杂。本来，岳飞曾是张俊的部下。并且对其有举荐之恩，但在将兵打仗上。张俊往往屈居岳飞之下，于是其嫉妒之心随之萌生，岳飞不但不顾及张俊的心理变化，而且还不时出语相讥。因此。张俊对岳飞是经历了一个从“意不平”、“益耻之”、“有意倾之”、“大憾之”到与秦桧相谋“共危之”的心路历程。

　　关于这点，王夫之早就看到了，他说：“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戎者，以张俊之故为主将，从中而沮也。韩、刘、二吴，抑岂折节而安受其指挥?”招致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况且。面对当时“文官爱钱、武官惜命”的一团乌烟瘴气，岳飞却要遵守“众人都浊他独清”的信条，说出如果“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太平矣”这类不合时宜的话来。不仅如此，面对当时“诸大将多养尊自肆，崇饰体貌”，岳飞“独以宣抚司官属有冗员，蠧国害民，乞行裁减”。诸如此类的言行，不仅在当时显得过于刺目，让其他臣僚从心理上难以接受，而且把自己推人了一个更加孤立的深渊。

　　另外，“兵权不可以假人”这一基本信条，在宋代是被“天子含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的，因此，岳飞握有重兵且威名在外，与最高统治者皇帝和文臣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就直接关涉到了他的自家性命。岳飞和高宗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特别恶化，是以武臣的身份于绍兴十年六月上《乞定储嗣奏略》。本来，高宗对岳飞就一直在处在疑忌相参之间。但是很明显，这一奏折的上呈已经完全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据《鄂王行实编年》卷六《遗事》载岳飞“视国事犹其家，常以国步多艰，主上春秋鼎盛(按，当时高宗年三十四)，而皇嗣未育，圣统未续，对家人私泣，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储之议。援古今，陈厉害，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天下闻而壮之。”

　　这段话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强调的，一是岳飞以武臣的身份干涉朝政，说了其他所有大臣都不敢说的“真话”：二是不仅犯了权臣之忌，也许更重要的还是犯了高宗之忌。因为这不仅是对高宗人格尊严的挑战，也是对其独一无二的皇权的挑战。可想而知，岳飞离自己的悲剧结果是越走越近了。其次，岳飞与文臣之间关系的不良处理，除了说出“书生不习军旅”这类让文臣听了反感的“真话”外，更主要的是不时对虚伪文臣进行直面抨击。据《鄂王行实编年》卷一记载：靖康二年“五月，大元帅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书数千言。

　　大概谓：‘陛下已登大宝……’书奏，大忤用事之臣，以为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夺官归田里。”可见，岳飞从此时起对即当朝文臣抱有轻蔑的态度。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尽让那帮屈膝求和的文臣们不爱中听的大实话。又据《鄂王行实编年》卷六《遗事》记载：“复襄汉时，宰相朱胜非使人谕之曰：‘饮至日建节旄。’飞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也!’乃谢之曰：‘飞可以义责，不可以利驱。襄阳之役，君事也，使讫事不授节旄，将坐视不为乎?”可见，朱胜非本是出自一番好意，却遭到了岳飞的当头棒喝。可以想见，朱胜非的内心肯定不好受。至于岳飞与文臣秦桧、万俟卨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赘叙。因此，与文臣关系的这种处理方式，则成了酿成岳飞悲剧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王夫之对岳飞形象论述的梳理和整合，结合有宋一代的文化史加以考察，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南宋初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岳飞“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的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