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不杀魏征的真实原因：绝非宽容那么简单

稍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唐朝有个皇帝叫李世民，他手下有个犯 言敢谏的大臣叫魏征，魏征经常指出皇帝的不足，跟皇帝针锋相对。李世民虽火冒三丈，但也不会痛下杀手。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下面这个，几乎家喻户晓。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大骂道：“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非常纳闷，问道：“谁触怒了陛下？”李世民说：“还不是那个该死的魏征，屡屡在朝堂上跟我对着干，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完，换了身朝服站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看后，惊讶地问：“皇后，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这般解释：“我听说‘主圣臣忠’。现在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敢于直言，能够在圣明皇帝的后宫里，我感到非常幸运，又怎敢不祝贺呢？”

“出头鸟”魏征

大臣们给李世民提意见，特别是直言敢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困难，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颜值。一些电视剧中的李世民风流倜傥，和蔼可亲。那么史实中的李世民颜值如何？是大帅哥、美男子嘛？NO！完全不是，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的容貌庄重肃穆，文武百官见了他，吓得手足失措。所以李世民不是一个面善的领导，他看起来好似大灰狼、不像喜羊羊，无形中，给进谏者增添了许多压力。对此，李世民心知肚明，所以每次接见大臣，“必假颜色”，勉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2.权力。这是最关键的因素，李世民要是没权，谁会怕他？韩愈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倒大霉，本来进谏是为了皇帝好，结果你说了逆耳忠言，人家不领情，还要宰了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算不杀，贬到儋州、崖州等偏远地区，仕途受影响不说，还得受皮肉之苦。一个官员，千辛万苦爬到高位，与其进谏冒风险，还不如多磕头，少说话，至少不亏。李世民和李治都抱怨过：群臣不喜欢进谏，都喜欢明哲保身，要是大家进谏都蔚然成风了，李世民也没必要去鼓励，甚至花钱赏赐。

3.作风。李世民是个军人出身的皇帝，18岁随父起兵，27岁前，已经是位饱经沙场的名将，这样的人，往往行事果断、眼里揉不得沙子。在玄武门之变中，他能够亲手射杀自己的兄弟；李元吉死后，她跟弟媳走在了一起，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鉴于四弟无后，就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元吉。不管什么原因，能对兄长、弟媳下手，那绝对不是懦弱之徒，连他们都能动，你作为一个大臣，他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给李世民进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魏征不但敢进谏，还敢直言进谏，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与之相对的，同为宰相，房玄龄就没有这样的胆量。贞观十年，有人向李世民打小报告，说那些三品以上的官员，个个自命不凡，仗着自己官大，不把王爷们放在眼里，李世民闻讯大怒，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来，臭骂一顿。眼见皇帝火气极大，“玄龄等战栗，皆拜谢”，魏征却能有理有据的反驳。

再如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听说高士廉、房玄龄问玄武门的修缮情况，大怒，将两位宰相叫来训斥一顿，听完，房玄龄的反应是“拜谢”，主动承认错误。魏征呢？他的做法正好相反：“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拜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简直莫名其妙！人家房玄龄是陛下的股肱之臣，了解下北门的事有什么不可以。

魏征这么喜欢当出头鸟，李世民非但没整他，还让他在身边工作了十六年，最后得以善终，其中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宽容？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原因一：安抚太子、齐王余党的需要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说起，武德九年六月的宫廷政变结束后，怎样处理东宫、齐府余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秦府众将想来个绝的，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家产查抄，以解心头只恨，此言一出，闹得人心惶惶。然而，李世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刚刚夺权，地位并不稳固，若将宫府余党赶尽杀绝，容易激起他们的殊死反抗，破坏社会安定；且唐朝刚刚建立九年，内则民生凋敝，外有突厥威胁，李建成在地方也有势力，如果再激化出一场内战，百姓、政府都承受不起，东突厥可获渔翁之利。所以用李渊的名义大赦天下，下诏：“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说是这么说，但新当局真的对政治犯 既往不咎嘛？人们心中不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宫府的余党们，他们“虽更赦令，犹不自安。”与此同时，不断地有人检举他们，抓捕他们，想趁机邀功领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当他得知问魏征一直劝大哥杀自己，大哥不从时，便厉声质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举止自若，回答说：“前太子要早听我的，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可见魏征挺横，就算败局已定，他还敢这么说，真是死不悔改，属于顽固分子。在一般人看来，李世民应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

可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非但不杀，还委以重任。此举便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我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呢，就更不用说了，组织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中，魏征就是唐太宗树立的典型。好比当年刘邦封赏雍齿一样，众将见刘邦最恨的人都有赏，自己那份呢？肯定也少不了呀！既然有利益可得，那还闹什么事！洗洗睡吧。

原因二：严峻的形势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十一年，户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便可想而知了。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李世民全程参与了打天下的过程，懂得帝位的来之不易，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