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为何没能清除腐败？

　　乾隆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但并没解决传统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学价值观；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


　　残忍而多变的乾隆

　　北京晨报：乾隆前期与后期变化极大，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此外，他受《易经》影响很大，主张宽严相济，刻意不让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变来变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别残忍。

　　北京晨报：在书中，您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杀，堪称惨绝人寰，可为什么后代文人反而大加赞美这么一个残忍的人呢？

　　张宏杰：因为我们有强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杀人越多就越是伟大，其实乾隆的有些行为与希特勒没什么差别，后代文人赞美乾隆，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人道主义的基因，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道主义，还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残忍的，从性格上论，康熙比乾隆宽厚许多，可一旦危及皇权，他也会变得很残酷，动辄灭族。所以说，残忍不是乾隆的问题，而是专制思维的问题。

　　为何错过现代化

　　北京晨报：乾隆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最“好”的皇帝却办了最坏的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死循环？

　　张宏杰：因为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并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无非是把传统的统治技术推到极致。而18世纪，人类文明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乾隆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的是对民众的驯化。如果当时专制统治不是那么密不透风，民间能拥有较大的经济、文化、思想空间，现代化有可能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政治监狱，这个监狱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主动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难以突破的鲜克有终

　　北京晨报：像历史上许多“明君”一样，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聩、懒政、迷茫的状态中，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绩效如何，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可没有内外条件的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根本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好逸恶劳，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

　　权力应该受约束，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不让人思考，而皇权是会让人上瘾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还会推出一本书，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权在手很潇洒，其实历代皇帝平均寿命很短，生活质量很低，在权力的重压下，人往往会走向变态。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报：乾隆在达到盛世后，对盛极而衰充满警惕，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反而加剧了衰落的到来？

　　张宏杰：在历史上看，盛世维持的时间都不长，说明它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压力越大，崩溃越快，结果又落入治乱循环之中。乾隆这个人责任感很强，他的忧患意识比历代皇帝都要强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础是将百姓牢牢地控制起来，这只是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是爱新觉罗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并不是底层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资源都握在手中，绝不放开。

　　在自然界中，鲜花与毒草都会有，毒草也在为生态系统做贡献，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胁，一旦发现，立刻消灭，这固然是稳定了局面，却扼杀了一个社会应有的活力。乾隆时代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传统政治中没有好的应对手段，如果放松一些，通过发展本可缓解这一矛盾，可乾隆却反其道而行之，自然会使危机加剧。

　　为压制意见，乾隆朝文字狱重点打击社会底层。据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30起，官绅、名士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约130起文字狱中，72%出自社会下层。体现出乾隆对社会动荡的过度防范心理。

　　一代读书人的悲剧

　　北京晨报：书中张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张廷玉甘为皇家秘书，乾隆反而屡加羞辱，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张宏杰：乾隆对自己的智力极度自信，认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远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规则。对他人表面上很礼貌，心底却缺乏尊重。对敌人或对手，喜欢像猫玩老鼠一样，随心所欲地捉弄够了再吃掉，这是专制者们生存快感的来源之一。

　　乾隆性格与张廷玉有相似之处，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为其表面恭顺迷惑，总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义者，总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属下的大脑。他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将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虽然丰富，却缺乏同情心，别人对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极度受伤害。

　　至于张廷玉，他看到体制太强大，感到自己无法对抗，从中又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自觉地成了它的帮凶。如果当时士人携手，经过几代抗争，也许能撼动体制，但那一代读书人没有牢固的精神基础，都是实利主义者，看到抗争了，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么，加上刚脱贫，难免会被利益诱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识分子许多从贵族转化而来，对物质的饥渴感没那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