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全文注释翻译赏析

　　〔鉴赏〕

　　高若讷不是个坏蛋。据《宋史》本传，他“畏惕少过”，多少有所建树，而且“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说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之书，颇明历学” 。但也不是贤人。肯定不是鲁迅先生所赞扬的那种为民请命、舍身取义的中国的 “脊梁” 。欧阳修对其品质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开头觉得他虽厕身于名人之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 ;有人赞扬他“正直有学问” ，但正直者指“不可屈曲”之节，“有学问”便要“能辨是非之明” ，作为言事的谏官，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备员而已，实在很难说是贤者。说得坦率，也不免直露。但这种逐渐深化的认识显然是下文更激烈的谴责的心理准备和契机。也可见欧公叙事、说理，表情何等地有条理、有层次。他甚至还曾觉得这位司谏大员平时“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这样欲抑先扬显然也是企图构成与当前的严峻考验的一种对照，从而使文章的气势显得有起伏有跌宕，让人不得不关注这位一向正言厉色、矜持自重的言官在关键时刻的言行。

　　范仲淹一代名臣，刚正不阿，敢说敢做;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以直言选才任能应有客观标准，且“讥指朝政” ，得罪了权相吕夷简，无辜遭贬，舆论为之哗然(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范仲淹传》等)。坚持正义的朝士明知谏诤无用，却甘冒“同罪” 的危险，挺身为之辩护。欧阳修文里 “安道(余靖)贬官，师鲁(尹洙)待罪” ，说的就是这回事。“望门投止思张俭” ，这是封建士大夫“清流” 和负责任的朝官的光荣传统，也是封建政治系统调节器的一种反馈运动。但是说到那位身居台谏、担负言责的高若讷的时候，作者又有意宕开一笔，说：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这是从“人性论” 出发，似为高氏开脱或留余地，不失风人之旨; 但客观上却反照出高氏连常人都还不如： 他落井下石。不吭气倒也罢了，他还“昂然自得，了无愧畏” ，说范仲淹得罪活该，这祥才可以为自己不谏诤掩饰、开脱——“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 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淋漓痛快，值得为这入木三分的刻画、一针见血的砭刺干一大杯。曹丕《典论·论文》曰： “文以气为主。”作为“宇宙本原” 或“粒流”的“气”体现在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便是浩然之正气或所谓“气节” ，而体现在《与高司谏书》一类文学性散文里就是那贯彻始终、普及全体的气势与活力。从“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到 “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进而“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如此一层层地跃动，跃到高处再高屋建瓴般地倾泻而下者，气也! 象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这种郁然、勃然、凛然、跃然的正气，使一篇短文(包括其内容和形式)突破了它固有的时空，直到今天还能使人热血沸腾，感奋不已。欧阳修自己把这种正气归源于“道”(道略指规律或真理)： “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答吴充秀才书》)把握住“道” 、把握住实现和推动 “道” 的 “气” ，就能使文章出于正源，发自胸臆，毫不费力地磅礴而出。但这样强调文应有气或文以载道，不等于只要掌握了 “道” 、养成了 “气”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好文章来(何况“道” “气”等等都被古人或今人弄得很神秘、很朦胧、很模糊)。好文章除了讲真理、讲气势之外还要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遣词造句、形容描写的本领。以《与高司谏书》言，在谏官应该正言直谏的前提下，井然有序地罗列、强调了三条理由： 第一，如果确实以为范仲淹不贤，你有责任早说，不要等他得罪了权臣和皇帝再来火上浇油;如果他贤，那紧要关头就更应该为他说话。“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 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这样严密的推理咄咄逼人，不知高公何以对之。第二，援引历史，以汉代宦官势力陷害贤臣萧望之、外戚诬告诤臣王凤事质问之。你不是“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吗?那萧、王是否当罪?该不该死? “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君不见，欧公道德文章长存宇宙，而“不识人间有羞耻事”一语竟成为后人传诵的警语，千秋万世之下，可怜的高若讷都只能背着这口黑锅了。后世不可欺，况今之人亦未可欺也。第三，作为封建社会的贤臣，作者很自然地端出当今天子(宋仁宗) “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来掩护自己，且为自己的立论提供最有力的政治和法理上的依据：皇帝求言若渴，从谏如流，那么谏官更应直言无讳，否则不但不义，而且不忠。这三条都够招架的。特别是作者着力指出，既然御史台“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那么有资格有权利进谏的只能是高若讷等言官了，“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 。堂堂中国岂不从此无声无气，乃至无疾以终?在位而不言，居然敢称谏官而还有脸见人! 古云：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 人而无耻，不如犬彘。万世清流每以 “知耻” 自勉，以“无耻”自戒。这样层层剥皮，把对手最后的一片遮羞布都扒光，可谓辣手著文章，对待不知耻者恐怕也只好用这办法。这篇文章读来痛快而欠沉着，淋漓而少韵致，不象欧公后来的文章那样温柔敦厚，委婉曲折，体贴入微，除了 “气盛” 之外，跟文章的性质、写作的时机、论辩的对象都有些关系。黄庭坚《跋欧阳公红梨花诗》说： “观欧阳文忠公在馆阁时《与高司谏书》语气，可以折冲万里。”这实在不象某些史学家说的，宋人好闹意气，又善骂人。骂人而“善”并不容易，何况此时此地骂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作者说得很清楚，我跟贬官的余安道、待罪的尹师鲁一样为了范案有意违反禁令 “越职言事” ，简直就是朋党。你不妨把这封信献给朝廷，治我之罪以正天下视听好了。不畏权贵，不怕贬斥，挺身任事，前仆后继，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的浩然正气的又一次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