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病梅馆记》原文翻译注释出处及写作背景中心思想

    赏析二：

    龚自珍生活在满清帝国腐朽没落、行将崩溃的时代。他敏锐地预感到封建王朝的新危机，也看到了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因此切望革除弊政，复兴国家。对内，他主张改革农田占有、海疆通商、科举考试、币制等方面的陋规；对外，他主张坚决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打算亲自去前线筹划抗英斗争。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他也十分重视，提出过巩固西北边防的有远见的重要建议。他殷切地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材”,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风雷”,以扫荡“万马齐喑”的局面。当然，龚自珍的改革主张，还是想维护满清政府的封建秩序，而不是对封建统治提出根本性的革除。况且，他的改良设想，也因保守派的反对和他自己所处的无权地位而难于实施。但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批判旧制度的勇气，还是应该肯定的。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对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龚自珍的创作成就以诗为最高，语言瑰丽、奇巧、多彩，内容大都表现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他的散文，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纵论古今，侧重于批判现实，倡言改革。由于当时思想统治的严酷和他所受的时代、阶级的局限，某些作品带有晦涩艰深的缺点。《病梅馆记》就是一篇针砭时弊而又寓意隐晦的小品散文。作者以托物取喻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感情。全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写“病梅”,后一部分写“疗梅”.文章开头，在简要叙述了梅的产地以后，笔锋一转，引出一段关于评梅的美丑标准的议论，用“固也”一语轻轻收住。接着，用犀利的文笔详写病梅的原由。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花“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但又“未可明昭大号”,也不便号召种梅的人“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于是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花农，让花农们“斫其正，养其旁枝，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正因为这样，弄得“江浙之梅皆病”了。作者面对所购置的三百盆病梅，足足哭了三天，决心要“疗之：纵之顺之”.他下定决心要“疗梅”了。他准备花五年时间使这些病梅“复之全之”,并且“甘受诟厉”,专辟一个病梅馆来调理疗养病梅。作者还表示，要是“多暇日”,“多闲田”,愿尽毕生的精力来疗治江浙一带大量的病梅。

    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句句说梅，没有一句题外的话，而实际上却是以写梅为名，以喻人为实，字字句句讥切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偏爱病态的梅，致使梅花受到严重摧残为例，影射满清王朝施行严酷的思想禁锢，摧残人才的罪恶行径。那“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正暗指封建统治者这种见不得人的私心；他斫直，删密，锄正，暗示出这些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残酷地迫害有才能、想作为、有骨气的人才的。他们所企求的是一些顽钝无耻、冥顽不灵、唯唯诺诺的奴才，以维持那黑暗腐朽、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这就是他们认为梅花以曲、欹、疏为美的真实意思。关于这一些，龚自珍在他的《乙丙之际着议第九》一文里明确地作过正面说明，他指出到了“衰世”,“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不管是士子还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你有才能，想作为，就要受到迫害。他在另一篇文章，《古史钩沉论一》中进一步指出，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黑暗统治，是决不让有才能的人有所作为的，他们“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竭力摧毁人们的廉耻，让天下人服服帖帖地做他们的奴才。所以说，这篇《病梅馆记》，作者只不过是托物喻人，借梅议政，用艺术形象来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罢了。

    作者决心疗梅、救梅，使梅花得以自然发展，这就表示了他对于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和他那种正视现实，渴望冲破黑暗时代的战斗情绪。然而，龚自珍是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要疗治“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的宏愿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文章以感叹作结，发出深沉的感慨。

    赏析三：

    《病梅馆记》作于1839年（据吴昌绶《定庵年谱》，为道光十九年）。这是一篇作者返回故里杭州为自己新辟梅园命名“病梅馆”而作的散文。题目又名《疗梅说》。

    从题目字面上看，写作对象是“梅”,落笔重点在“病”字上，十分醒目，引起读者深思。文章这样定题说明作者“歌泣无端字字真”,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记”是记事文体的一种，更见本文所写内容的真实。从文章内涵来看，托物言志，以梅议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以及庸俗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追求个性解放和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作了真切的反映，是一篇语含“酸辣”的十分精彩的小品文。

    全文共三段。第一段，剖析产生病梅的根由。第二段，表明自己疗梅的行动和决心。第三段，抒写自己辟馆疗梅的苦心。

    开头从梅的产地入题，列举出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西溪，都盛产著称于世的梅花，引出叙议的对象。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古代历来以青松、翠竹、白梅、黄菊等具有自然天性的事物来比喻志士仁人，以它们的苍劲、坚韧、俊俏、雅洁的特性来比喻人的坚贞、高洁的品格。这里自然是以梅喻人，托物言志，喻意深刻，富有韵味和情致。“皆产梅”,一字“皆”,既说梅分布之广，又说梅产地之多，暗喻天下人才不可胜数，江浙一带尤为人才济济，为下文“江浙之梅皆病”先垫一笔。这里，作者调动读者的艺术知觉去回味这点石成金之笔。鲁枢元在《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一文中这样说过：“优秀的作品，字里行间似乎包含着诉之不尽的意蕴和情致，一个词就是一个表象，一句话就是一个意象，一段话就是一种意境，作家仿佛把生活中的有关经验、意绪、思维、情趣全部浓缩在作品之中了，这样的作品令人陶醉，令人回味无穷。”本文起手就把读者置入一片梅林之中，包含“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意蕴。先写梅的产地，也为全文的叙议打下了基础。下文接着从三个方面层次清楚地分析了病梅产生的缘由。一是有些人以陈腐的审美情趣和赏梅观点去品梅。这些人认为梅“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而“直则无姿”“正则无景”“密则无态”,以他们的好恶作为品梅的标准。这里用“曲”和“真”、“欹”和“正”、“疏”和“密”六个意义相反的形容词，准确简练、对比鲜明地摆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观：曲、欹、疏为美，直、正、密为丑。这里显然是托梅写人，影射封建统治阶级选用人才的标准。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实行严酷的思维统治，戕害刚正、忠贞、富有朝气的人才，钳制人们成为屈曲、奸邪、蝇营狗苟、唯唯诺诺的庸才和奴才。作者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产生病梅的黑暗社会现实。二是文人画士正是以上述品梅观点来夭梅、病梅的。文中写道，这些封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说明他们有见不得人的意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以绳天下之梅”,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就是要把“曲”“欹”“疏”作为标准，而将“天下之梅”“斫直”“删密”“锄正”,以达到他们“夭梅”“病梅”的罪恶目的。寥寥数语，严正地揭露和批判了文人画士的居心不善、用意邪恶。这里的文人画士正是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者，他们大兴文字狱，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也会引来祸殃；他们以八股文取士，天下出现了“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沉寂局面。“斫”“删”“锄”,一字一箭，连连戳穿了产生病梅的社会原因，也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封建统治阶级摧残人才的狰狞面目。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罪恶，作者还这样写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lù同”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着议策九》）。只要出现了有才能的士或人，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就群起而督责、束缚，以至于摧残、扼杀他们。这就是斫正删密锄直，“以夭梅病梅”的具体内容。在这一层的字里行间隐含著作者极大的悲愤。三是有些人助纣为虐的卑劣行径。这是帮凶者所为。要养出横斜、疏朗、弯曲的梅花，不是那些一般愚蠢的只知道赚钱的人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所能够办到的，于是“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强行地“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这里一连用六个动宾短语，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们，趋炎附势，投合其主子的意图，极尽扼杀人才之能事，他们采取各种摧残人才的卑劣手段，排斥刚正不阿之士，剪除大量有用之才，扼制新生力量，清洗正直忠良，阻遏蓬勃生气，豢养奸佞邪恶的小人。六个动词用得十分精当：“斫”字揭露他们对刚正廉洁人才的粗暴排斥，“删”字暗喻大批有用人才遭到严重抑制，“夭”字象征新生力量惨遭扼杀，“锄”字比喻大量耿直忠良之士遭到清洗，“遏”字指蛮横地遏制、压抑人才蓬勃的朝气；而“养”字栩栩如生地勾画出封建统治阶级豢养、扶植奸佞小人的邪恶用心。从而强烈地谴责、抨击了封建统治者摧残、戕贼人才的罪恶。“江浙之梅皆病”正是“斫”“删”“夭”“锄”“遏”等罪恶行径所造成的后果。这句照应开头，“江浙之梅”是总括“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的文意；“皆病”点明受害面极广，病梅之多──这是“文人画士”戕害的恶果。于是笔锋直指文人画士：“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祸”“烈”总结了人才受害之惨。“江浙之梅皆病”,且“烈至此”,正是《己亥杂诗》中作者所写的“万马齐喑究可哀”,清王朝扼杀人才，到处是死气沉沉的局面。段末一叹，作者无限同情，满怀愤慨，无情地痛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