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湖心亭看雪》原文翻译、译文、注释、赏析

    只要多加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年少时的张岱其实是个十分喜爱热闹繁华的人，他原是一个大家子弟，一直过着富贵豪华的生活。他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这样写道：”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明亡以后，他才”避迹山居“.明亡之时，张岱”年至五十“,所谓”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自序），痴人说梦，遂有《陶庵梦忆》，内中皆为忆旧之文，可谓对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心绪是颇多感慨，但着眼处尽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抒写着率真性灵。崇祯五年于湖心亭看雪的张岱三十又五，那时的他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已非常丰富。他知识广博，著述浩繁，爱好享乐，又怎会是孤僻之人？

    那么，是他认为金陵客不配成为他的知己深交吗？应该也不是。这是一篇小品文，小品盛行于晚明，标示着明朝万历以后文学趣味的变迁，也是明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大抵言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与抱负，是小品文所极力要摆脱的。是以，小品文所留心与描写的风景，是一个艺术与美感的世界。明代小品所代表的美感趣味，就是要摆脱古文以”政治“作为人生唯一追求指标的立场，而强调以”艺术“来经营生活的可能。即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态度，指出政治不是人唯一之寄托的美学要求。因此，”明月清风“式的生活就是明人崇尚的生活态度，而”人无癖不可交“、”只可与雅者言，难以为俗人道者哉“逐渐成为了明代士人的生活美学信仰。因此，尽管我们在读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之时，无一例外地会想起柳宗元的《江雪》，然而细心体会就能发觉，柳宗元所追求的”境“虽与张岱并无二致--天地之间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人鸟绝迹，但二者所传达的”情“却是方圆殊趣。置身”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世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形象显得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恰恰是由于诗人借山水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而张岱在大雪三日更定之时出行看雪，大概与古文人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一个性质的。如果说柳宗元是因失意于政治才”寄情“于山水，那么张岱则是因”痴情“于山水而无意于政治。是故前者钓雪显得孤寂凄苦，而后者赏雪倍觉洒脱愉悦。从这种意义上说，假如时空可以移植，让张岱与柳宗元在湖心亭相遇，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张岱是不会以柳宗元为知交的，因为他们骨子里的志趣与追求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从文中所叙来看，应该说金陵客那种清雅不俗的情怀与志趣已经和张岱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契合，若说张岱认为金陵客不配成为他的知己深交，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

    与金陵客偶遇对酌，作者的兴致看来并不很高，笔者私下揣度，原因应当有三。概括而言，即”雅“、”狂“、”痴“三字。

    一谓”雅“.”雅“者，免”俗“也。什么叫”俗“?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这无非是像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张岱是个文人，更是一名雅士，曾自言”夺利争名，甘居人后“,然而”观场游戏“,却无论如何都不肯”让人先“的，甚至下棋赌博，都不懂得计较胜负，然而”啜茶尝水“,却”能辨渑、淄“.秉持这种性情志趣的人，总是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的，在人群中自然是落落寡合，对此，张岱倒也达观：”自且不解，安望人解？“这种清雅不俗之人，天地之间能有几个？故此，当他在”上下一白“的茫茫天地之间，与二位更早出行赏雪的雅客不期而遇之时，心中不禁暗自将他们引为知己，询问之下方知他们原来也是客居于此，同在异乡为异客，人生漂浮不定，萍水相逢，后会无期。可叹知音难觅，一如镜花水月，今日虽能偶得，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聚少散多，得而复失更加令人惆怅。如此想来，纵然有美酒助兴，也难有热烈的情绪。

    二谓”狂“.张岱曾在其《金山夜戏》中自述少年”狂行“:崇祯二年中秋次日途经镇江，日暮时分至北固山，因见”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遂”大惊喜“,半夜划船至金山寺佛殿，”盛张灯火“而唱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惊吵众人，吓煞寺僧，世人不敢为，而竟敢为之，不但为之，且着文述之，且这种”狂行“在其文中比比皆是。正是出于这种”狂“意，他才会特地选择大雪三日之后、黎明破晓之时，而且在他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湖中人鸟声俱绝“的情形下，才出门看雪的。此时的他可能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负与自赏，万万没有想到还会与人”狭路相逢“,并且不止一个，并且比自己来得更早，并且还不忘带全了炉酒童子，还有那一派主人声口的”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叹，直搅得分辨不清谁才是看雪的正家了。这多少会让张岱在意外的发现”吾道不孤“的欣慰之余产生一点点挫折感和失落感，因而有些扫兴。张岱的这种”狂“,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我国古代文人所谓的”清高“之气，这种”清高“之气，还须得我们抛却今人世俗的眼光来欣赏方能谙此中三昧。如张岱之行者，古人中并不鲜见。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有才者的狂傲，刘禹锡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有德者的自许，唐人祖咏的《终南望馀雪》，是他在长安科举应试所作，按规定应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可他只写下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问其原因，祖咏答曰：”意尽。“他这样做，是冒了落第的危险，这种把人生前途低置于个人诗学思想之下的行为无疑是”狂“到了极致。苏东坡在《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中感叹道：何处无好景致？只是我和张怀民这样的人不可多得罢了！这大约也是略带一些”狂“情的自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