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文翻译、译文、注释、赏析

    龚自珍诗集中有一首诗，题目叫《能令公少年行》。我曾经十分爱读它，喜欢体味它用意的所在。我们国民自己说自己的国家是老大的话，那便果真成老大了；我们国民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是少年，那便真是少年了。西方有句民间谚语说：“有三岁的老翁，有百岁的儿童。”那么，国家的老与少，又无确定的形态，而实在是随着国民人心的力量变化而增减的。我既看到玛志尼能使他的国家变成少年国，我又目睹我国的官吏士民能使国家变成老大帝国。我为这一点感到恐惧！象这样壮丽浓郁、风度优美举世无双的少年中国，竟让欧洲和日本人称我们为老大帝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都是老朽之人。非得吟诵几十年八股文，非得写几十年的考卷，非得当几十年的差使，非得熬几十年的俸给，非得递几十年的名帖，非得唱几十年的喏，非得磕几十年的头，非得请几十年的安，否则必定不能得到一官，提升一职。那些在朝中任正副部长以上，外出担任监司以上官职的，一百人当中，其中五官不全的，大概有九十六七人。不是眼瞎就是耳聋，不是手打颤就是脚瘸跛，再不就是半身风瘫，他自己自身的饮食走路、看东西、听声音、说话，尚且不能自己处理，必须由三四个人在左右扶着他挟着他，才能过日子，象这样而要叫他担负起国家大事，这与竖起无数木偶而让他们治理天下有什么两样呢！况且那些家伙，自从他少年壮年的时候就本已不知道亚细亚、欧罗巴是什么地方，汉高祖唐太宗是哪一朝皇帝，还嫌他愚笨僵化腐败没有到达极点，又必定要去搓磨他，陶冶他，等他脑髓已经干涸，血管已经堵塞，气息奄奄，与死鬼作邻居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交付在他手中。真可悲啊！老大帝国，确实是老大啊！而他们那些人，积聚了自己几十年的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才刚刚得到这个红顶花翎的官服，中堂大人的名号，于是使出他全副的精神，用尽他毕生的力量，以保持它。就象那乞丐拾到金子一锭，虽然轰隆隆的响雷盘旋在他的头顶上，而双手仍紧抱着他装钱的囊袋，其他的事情就不是他想顾及，不是他想知道，不是他想听到的了。在这个时候你告诉他要亡国了，要瓜分了，他怎么会跟从你听这些消息，怎么会跟从你相信这些消息！即使果真亡了，果真被瓜分了，而我今年已七十岁了，八十岁了，但只求这一两年之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地过了一世了！如果不得已，就割让两三个省的土地双手献上以示恭贺敬礼，以换取我几个衙门；卖几百万人民作为仆人奴隶，以赎取我一条老命，有什么不可？有什么难办？真是可悲啊！今天所谓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全都在这里了。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让走无常来当医生，携着催命符以祝寿，唉，令人悲痛啊！以用这样的办法来统治国家，这哪能不老而将死呢，甚至我怕他未到年岁就夭折了。

    梁任公说：造成今天衰老腐朽中国的，是中国衰老腐朽人的罪孽。创建未来的少年中国的，是中国少年一代的责任。那些衰老腐朽的人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日子不远了，而我们少年才是新来并将与世界结缘。如租赁房屋的人一样，他们明天就将迁到别的地方去住，而我们今天才搬进这间屋子居住。将要迁居别处的人，不爱护这间屋子的窗户，不清扫治理这间房舍的庭院走廊，这是俗人常情，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至于象我们少年人，前程浩浩远大，回顾辽阔深远。中国如果成为牛马奴隶，那么烹烧、宰割、鞭打的惨酷遭遇，只有我们少年承受。中国如果称霸世界，主宰地球，那么发号施令左顾右盼的尊贵光荣，也只有我们少年享受；这对于那些气息奄奄将与死鬼做邻居的老朽有什么关系？他们如果漠然对待这一问题还可以说得过去。我们如果漠然地对待这一问题，就说不过去了。假如使全国的少年果真成为充满朝气的少年，那么我们中国作为未来的国家，它的进步是不可限量的；假如全国的少年也变成衰老腐朽的人，那么我们中国就会成为从前那样的国家，它的灭亡不久就要到来。所以说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身上，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聪明我国家就聪明，少年富裕我国家就富裕，少年强大我国家就强大，少年独立我国家就独立，少年自由我国家就自由，少年进步我国家就进步，少年胜过欧洲，我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称雄于世界，我国家就称雄于世界。红日刚刚升起，道路充满霞光；黄河从地下冒出来，汹涌奔泻浩浩荡荡；潜龙从深渊中腾跃而起，它的鳞爪舞动飞扬；小老虎在山谷吼叫，所有的野兽都害怕惊慌，雄鹰隼鸟振翅欲飞，风和尘土高卷飞扬；奇花刚开始孕起蓓蕾，灿烂明丽茂盛茁壮；干将剑新磨，闪射出光芒。头顶着苍天，脚踏着大地，从纵的时间看有悠久的历史，从横的空间看有辽阔的疆域。前途象海一般宽广，未来的日子无限远长。美丽啊我的少年中国，将与天地共存不老！雄壮啊我的中国少年，将与祖国万寿无疆！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子、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次年拜康有为为师，开始学习今文经学、史学、西学及佛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多人上书清廷请求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次年，与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任总撰述，写有六十多篇文章，感情强烈，条理明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经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予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期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被称为“舆论之骄子”.其文章对文体改革起了推进作用，“新文体的（或名报章体）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吴其昌《梁启超》）。1918年游历英、法等国二十多个名城，写成《欧游心影录》。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一生著述颇多。有《饮冰室合集》，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梁启超诗文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新大陆游记》。